在家具上采用各种金属装饰件,中国自古已有之,我们已经从考古发现的实物中得到了印证。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北省蒿城县发掘出的商代墓中,在一件出土的漆盒朽盒上发现有半圆形金饰薄片。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青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金银错、鎏金等装饰工艺,这些青铜家具上的装饰部件既有装饰作用,又是整个造型与功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时,漆木家具也进入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漆器上也采用了金、银、青铜等金属装饰部件,比较典型的是常在漆木家具上配以青铜扣件,既增加了木质家具的牢固实用性,又增加了木质家具的装饰性。

在秦汉时期,家具五金装饰件的使用并不多,主要使用在漆案类家具上。从史料上看,一部分家具继续沿用传统的“金铜扣”, 新工艺主要是贴金箔、饰鎏金铜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制作工艺处于一个新风格的孕育时期,五金饰件主要出现在箱类、漆案类等家具上。如考古学专家在1984 年发掘的朱然墓中,发现了以鎏金铜扣为代表的扣器、戗金锥刻,其中的彩绘宫闱宴乐漆案,四沿略高于案面,沿上嵌包金鎏金铜边^[2]。

隋唐时期，传统家具的五金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典型的是此时期有一盝顶式盖箱，正面有明锁和锁钮，两侧有提手，背面以两格叶形的钩环使盖与器相连，此种样式为后代所沿用。五代时期，箱类家具的制作与工艺更为精细，如五代南唐画家周文矩所作《重屏会棋图》中长榻上放置了两个箱，大者为抹角弧面，有梅花形包角，前面装有蝴蝶形扣锁。

宋代时期经济发达，家具制作工艺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1950 年代，江苏苏州在对春秋时期修建的虎丘塔进行整修时，考古者发现塔内的宋代经箱和明代的样式相差无几，箱子接缝处与棱角都包镶了鎏金银质花边，其正面上的五金搭扣上还装有精妙的錾花鎏金锁。进入元代，各种金属家具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装饰品，金、银、铜等金属材料更多被用于制作家具的装饰构件。

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明代，使用五金配件作为装饰成为明代家具装饰的一大艺术特色。明代家具多采用铜为原料制作五金装饰件，铜饰件主要有“包角、合页、面页、提手、钮头、吊牌、环扣”等类型。这些五金装饰件对家具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例如，箱类家具的包角，桌案类家具的脚，橱、柜、箱、闷户橱的合页、面叶和拉手、环扣等，不仅具有雅致的装饰意趣，同时也起到了增强家具牢固耐久的作用。

家具五金装饰件发展至清代已使用相当普遍，工艺上亦相当精细和成熟。在技术上有错金、错银、錾花和鎏金等。五金件的装饰纹样多寓意吉祥，多姿多彩，有龙纹、云纹、鱼纹、回纹、花鸟纹、如意纹、植物纹和绳纹等等，造型上有方形、圆形、矩形、菱形、条形、古币形、蝶形、云头形等。按其功能分类，可分为：连接家具部件并能使之活动的合页；镶嵌在家具转角处的包角；家具足端的套脚；附着在箱子上下开口处可开启和关合及上锁的拍子；抽屉面板上作为拉手的吊环、吊牌；为防止家具磨损而安装在交杌转轴处的护眼钱；有钉在橱柜前面的的面叶等。从功能方面看，这些五金件不仅有加强家具结构牢固的作用，又因其具有特殊的色泽与质感，与木材的色彩与肌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鲜明的装饰效果形成了清式家具的一大特色^[3]。

世界文明古国一般是先出现漫长的青铜时代，然后才是铁器时代。但是在日本，铜器和铁器都不是自行生产的，而是外来的，于汉代时（即日本的弥生时代，公元前300 年 ～ 公元300 年）从中国传入的^[7]。正是由于大陆金属器具的传入，为日本岛国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向前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早于日本拥有先进的青铜技术，且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早在史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 ～ 公元前221）在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家具应用五金件的大量实例，而日本直到约8 世纪的奈良时代才出现五金件应用于家具的案例。

日本传统家具装饰图案与题材多与大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奈良时期法隆寺存放宝物的橱柜的“玉虫橱子”，集建筑、雕塑、绘画与工艺美术于一身，堪称飞岛时代各美术门类的结晶。专家学者的考证表明，无论“玉虫橱子”上的漆绘，还是金具的装饰纹样，都融合了中亚传来的植物唐草纹和中国传统的云气唐草纹^[7]。

十二世纪前后日本出现带五金件装饰（部分同时作为功能构件）的家具都与中国有关：“唐柜”是中式的；祭桌这一高型家具本来就是随着中国大陆宋禅输入日本的泊来品或其仿制品。

中国传统家具的五金装饰花纹本身的题材多为吉祥寓意, 胜在意境之美。而在日本传统家具的五金装饰中, 处处可见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唐风的模仿与借鉴^[8]，其装饰图案与题材有相当多一部分是来源于域外的中国大陆文化，如龙凤纹、唐狮子纹、“岁寒三友”纹、以及一些中国历史与神话题材的纹样。

五金件装饰是中国明清家具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日本传统家具盛行五金件装饰的时期，恰好是在明清家具大量输入日本后的18 世纪中叶。我们认为，这正是明清家具五金装饰的审美趣味直接对日本家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或至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日本学者石丸进的文献表明，日本江户中晚期，大阪等地出现了许多仿制中国进口家具的生产商，他们大量采用榉木制作衣箪笥、车箪笥等家具输往日本各地^[4]。我们称该时期为日本家具的“榉木盛世”。应该说日本“榉木盛世”的到来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中国明清“硬木家具”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我们知道，日本盛产榉木、并将其作为建材一直被广泛使用，但它仅仅作为高档奢侈的家具用材被有限地利用。中国明初时期出现了以榉木为先导的“硬木家具”文化现象，“硬木家具”文化便伴随着硬木家具一起由长崎口岸进入日本，并受到日本民族各阶层的推崇，这点不难理解。因为，追求自然材质与简洁造型的明式家具风格，正好就与日本民族崇尚简朴优雅的美学思想不谋而合。所以，本土盛产的榉木便成为当时的最佳选择。

我们以为，家具装饰五金件的产生过程大致如下。

金属件在古代门上首先得到应用，为家具启用五金件起到示范作用（相反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魏晋时的《洛阳伽蓝记》中就载有：“寺有九层浮图一所……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复有金环铺首……”^[9]，可见在魏晋时我国就已经在门上采用关门钉和金环铺首了。关门钉可加固大门，防止木门因干缩湿胀而引起的开裂，同时起到装饰作用。木门上五金件的实用与装饰功能被家具借鉴采用，应不难理解。而中国南北朝和隋唐的建筑技术与风格曾对日本建筑产生重大影响，采用五金件的这一做法为气候潮湿、年均降雨量为1 800 mm的日本建筑所效仿就更令人信服。

五金件在建筑上的普遍应用被人们耳濡目染，其与木质材料形成的质感与色泽对比丰富了建筑的视觉形象，这种特殊的审美趣味逐渐被转移到家具上，于是就产生了以装饰功能为主的五金件。由于日本重文化专于艺术的理解与升华，当日本人把五金件装饰视为一门“艺术”的时候，立即就迎来了兴盛发展的时机，这时从中国输入的明清家具五金装饰艺术恰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